难忘横板桥镇中学
文：周乐彬 （隆回县南岳庙人）
1981年，我邵阳师范毕业，分配在隆回县横板桥镇中学担任初二语文和历史教师，开启了我人生工作的第一站。那一年，我18岁。
（此图是现在的横板桥中学，原隆回十中）
当时学校条件十分艰苦。整个学校的建筑物就两栋空心墙面裸露红砖瓦平房，共7间教室，再加半栋土砖瓦平房。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是个“N无”学校：无教师宿舍楼，无办公楼，无实验室，无会议室，无图书室阅览室，无浴室……至于什么配套的厨房、卫生间、医务室、广播室、文体活动室等等想都没想过。
虽然有一个操场，确切地说不算操场，是一片裸露的黄土地，一遇下雨就不能出操，因为满是积水和污泥。黄土地上只一个摇摇晃晃的“残疾”篮球架，由于只一个，所以打篮球只能打半场，不能打全场。每间教室前后分别配置2间小房子，每间约10平米。每个教师就住那10平米的房间，既是卧室又是办公室，一张简易木床，一张简易书桌，一个洗澡的木盆就是学校提供的全部生活设施；也没有沙发，当然也根本摆不下沙发，来了客人就直接坐床上。
由于房间就在教室黑板的背面，从房间出出进进都要穿过讲台或教室后台，严重干扰学生听课，所以学生上课期间我尽量憋着不出门，包括屙屎屙尿也憋着，这大概就是我后来得便秘的主要原因。
连会议室也没有，开会时就把学生赶到隔壁班教室去，腾一间教室用于教师开会。全校只一处公共厕所，在学校的东北角，当然是旱厕，下雨天上厕所须打伞，晚上须打手电筒。有一天晚上便急腹泻了几次，跑也跑不赢，还泻了一点在裤裆里，加之寒风呼啸，上厕所几个来回，冻得直打哆嗦，还不小心把电筒掉进粪坑里，第二天从粪坑里捞出来洗了又用。
在教室上课，抬头直接可见瓦，低头直接可见土，算是既接“天气”又接“地气”的教室了。下雨雨水漏进来，刮风风儿灌进来；玻璃窗户严重缺玻璃，要么缺棱缺角，要么干脆整块整块地缺，冬天寒风肆虐长驱直入，报纸浆糊不知“糊”了多少次，这还不接“天气”么？
春夏上潮了，地板湿漉漉的，蚂蚁、老鼠、蛇都可爬进来“做客”，蚂蚱、蚊子、苍蝇包括在厕所里“撑饱”了的苍蝇就更加是“常客”了，简直就是自家人一样进出自由，有时还偶尔飞进我的饭碗里来尝尝菜的口味。有一年夏季，实在太热，晚上睡觉我把窗户打开，第二天早晨醒来一睁眼就看见一条穿“花裙子”的竹叶青蛇吊在窗槛上纳凉，吓得我全身直冒冷汗，整个夏天晚上睡觉都不觉得“热”了，我想那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好年份。
有时上课上着上着，突然飞进两只麻雀，而且肯定是一雄一雌，叽叽喳喳，好像是在寻找幽会地点；有时也突然窜进一条狗，像是来巡视课堂纪律的，弄得学生“呵呵呵呵”以笑声取乐。这也算够接“地气”的了。
整个学校没有一处水泥路面。我住的那排教室居于山坡处，属学校最高位置，但地位最低，因全是年轻教师，没一个学校领导，出门须“屈尊”下坡，那坡是“黄土低坡”，连台阶都没有，下坡时每移动一步必须搜索一凹凸处，然后将前脚鞋尖顶住这一凹凸处，再抬起后脚，再寻找下一凹凸处……这样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纯属考验教师的“下坡”能力。因此，要在横板桥中学当教师是不容易的，既要提高教学能力，还要提高“下坡”能力。
遇上下雨天，泥泞不堪，坡滑如油，下坡的教师战战兢兢，尤其是女教师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下坡”比“下地狱”还可怕，“上坡”比“上天”还难，女教师不知多少次摔得人仰马翻，白裙子瞬间染成了“黄裙子”，也有男教师摔个狗吃屎的。幸亏我年少时是山上“偷柴”出身，早年炼就了一身翻山越岭的好功夫，下这样的坡简直是小菜一碟，一个箭步飚过去，把“下坡”改成“飚坡”就解决了问题。
学校除了唯一的一个公共厨房有水龙头外，其它地方连水管都没有，教师生活用水都必须自己用铁桶到学校约100米远的厨房去提水；洗衣服只能到厨房去接水洗了，有时洗的人多还要排队；如果要洗比较多的衣服特别是洗被子，就只能到一里路外的河里去洗了。
公共浴室简直是梦想，自己提水回去用煤球炉子烧水，用木制脚盆洗澡，有时担心在房间洗澡溅湿地板，等学生下晚自习后偷偷把澡盆搬到教室角落里“闪电式”洗完，提心吊胆生怕哪个学生尤其是女生推门而入。有好多次单身教师们需生火用煤球炉烧水，却找不到点火的木柴燃料物，只能到室外去寻找干树枝、干牛粪什么的，实在找不到，也偶尔偷偷从教室里搜索有没有学生损坏了的烂课桌凳子，那时的课桌凳子都是木制的，如果有烂了的，偷偷掰下一条“腿”，用菜刀切成细碎片点火烧煤球。
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对工作倾注了火一般的热情。每备一节50分钟的课要花费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到处查资料，当时教学资料极其有限，不像现在有五花八门的现成教案。每一个拼音、每一个词语注释都要查词典确认，每一个教学环节都精心设计，每一个知识点都力求用最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方法讲得使学生一听就懂，每一节课的板书都精心构造力求既简明扼要概括内容又富有艺术的美感，每一节课的练习题都反复挑选或苦心编写好像在造原子弹，等等等等，晚上备课常常至深夜甚至“半夜鸡叫”时分。
批改学生作文也如同绣花，逐字逐句地批，逐标点逐标点地改，有时一篇作文要改半个多小时，一个班的作文要批改几十个小时。对课文的知识点设计各种习题反复碾压，简直是魔鬼式训练；当时都是自己用蜡纸刻钢板，常常刻得手腕僵痛，手指头磨出的茧可打磨地板，然后又自己用滚筒式油墨机印制试卷，既把试题印在纸上，也常常把油墨印在自己脸上和衣裤上；对必须背诵的课文，我陪着学生一个个地背诵，背了的才能放行回家；
星期天（当时没双休日只单休日）主动给学生补课，但从不收任何形式的补课费，还超越教学大纲给学生“加餐”，适当拔高讲授一些文言文名篇佳作；周日还带学生到野外去观察景物写游记，每周教学生写一篇大作文、一篇小作文，每教学生写作文之前我自己先写一篇“下水”作文作为启发学生思路的范文；课余时间还教学生唱歌，我边弹风琴边唱边教，学生兴趣亢奋；有些家庭实在困难的学生一时交不起学费我还垫交了不少学费；有时学生病了，我带他们到卫生院去看病。
偶尔某个学生连续一两天没来上学，当时没电话，我晚上就去家访，弄清原因，劝学生早日返校。有一次，我到车田村家访，才知这个学生是因为交不起学费没来上学，我好说歹说，最后家长给了个“最后通牒”：“老师，我老实告诉你，你硬是要我崽去读书，除非你不要我交学费，要不，我是不会让他去的！”我当时感觉到好像是我的崽读书求他替我交学费，令我哭笑不得。最终，还是我替这个家长垫交了学费，但这个学生却最终没变成我的崽。
还有一次，我去生铁村家访，由于路途较远，约十多里路，我要数学老师德中陪我去，晚上九点多才找到他家，那时农民十分淳朴，对老师十分尊重，硬是要杀鸡招待，而当时农民生活还苦，我不忍心让农民杀鸡，死活不准他杀，他说：“那老师你就是看不起我！”无奈，那天晚上我俩破例吃了“职务影响范围内”的学生家长的鸡，公然严重违规。回来的路上，我俩还迷了路，走着走着走到一片坟地去了，差点吓出屎尿转来转去才从“鬼窝”里转了出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耕耘就有收获。无论是学校期中期末考试还是全区统考，我的学生人平成绩都名列前茅。1982年上学期，全县教师分类，即通过考试加考核的办法将全县教师划分为一、二、三类。考试，就是考所教科目的专业知识。我参加的是语文专业知识考试，试卷满分120分，我得了107分的优秀成绩。考核，即每个教师要上一堂公开课，由考核组坐在教室后面听课再评定等级。
当时的考核组是由全县顶尖级的名望至尊的王牌教师组成，绝大多数是县教研室（现在叫教科所）资深的教研员。我记得当时语文考核组组长是语文资深教学权威周济国老师，他率考核组亲临课堂听我的课。
我上的公开课是文言文《三峡》，自认为无论是知识传授的精准，还是教学艺术的精湛、课堂布局的精巧、板书设计的精美、课堂气氛的精彩、语言表达的精密、感情气韵的精爽、课堂练习的精致、教学效果的精灵，都自恋是精品之课、精华之作；
最令人刮目的是课堂行将结束时，全班学生对照黑板上的板书，当场将这篇刚刚学习了45分钟的陌生古文全文齐声背诵出来，坐在教室后排的周济国老师频频颔首，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时隔数日，学区领导在学校教师会上反馈考核结果，说县考核组对我这堂课给予了极高评价，说我“这堂课上得非常精彩”，说我“是一位非常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教师”等等，表扬得我脸都红了，但心里还是蛮甜的，当时的我确实火了一把，感到风光至极，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像一个被吹的气球，那飘飘然的感觉仿佛睡在了云层里。
除了兢兢业业干好教学，我还像如饥似渴的婴儿读书和学习。我没有打牌、抽烟、喝酒等任何嗜好，甚至毫不沾边，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学习，除了学习就是工作，还在门口贴一字条“闲谈仅限3分钟”以敬告串门闲谈者，现在看来当时太年少轻狂、不谙世事了。
每天保持摘抄好词、好句、好段、好文并且每晚睡前浏览熟记的好习惯，还背诵了大量的名篇佳作，如茅盾的《白杨礼赞》、高尔基的《海燕》、郭沫若的《银杏》，郦道元的《三峡》、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杜牧的《阿房宫赋》、孟子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等，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当代的，这些名篇当时能倒背如流，现在很多还能脱口而出；还背诵了大量的唐诗宋词，大量的近现代诗歌，大量的名言警句、成语、谚语、歇后语，还企图背记过成语词典；至于阅读的书籍、篇目就不知多少了。
当时尽管工资低，但每年自费订阅近十种报刊杂志，每次上街或进城，新华书店是必去之地，而且一进书店没有一两个小时是出不来的，常常是买书满载而归。我当时买书、订报刊杂志是很舍得花钱的。我现在还记得当时邵阳城区有两个新华书店，一个邵阳地区新华书店，在红旗路；一个邵阳市新华书店，在五一南路。隆回县城只有一个新华书店，石江镇也有一个新华书店。
我还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信奉“好记性抵不过烂笔头”，不动笔就不读书，既勤于读书，又善于摘抄和写札记，当时摘抄的笔记本有几十本。还有朗读的好习惯，也不怕丑，记得早晨旭日东升之时，我爬到校园后面的山坡上，面对初升的太阳放开嗓门大声朗读《白杨礼赞》《银杏》……声音似高音喇叭，穿越山谷冲向山下广袤的田野，引得山下正在耕田的农民也停止犁耙朝山上张望看到底是哪个在“神经发作”。
放暑假了，全校只有两户“双职工”（即夫妻双方都吃“国家粮”）家庭的教师住校，其余教师均为“半边户”（即夫妻有一方是农村户口）家庭，都回去务农了，校园里寂静得只有知了的歌唱。与我同时分配到这个学校任教的还有德中和育坤，都是单身汉，除了回家搞“双抢”（即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约半个月外，暑假的其余时间也基本在学校。我每天除了唱唱歌、弹弹琴，大部分时间就是读书及背诵优美词句和锦绣文章。
当时买了一本蛮厚的《唐诗宋词赏析》，我在教室自编自演自讲这本诗词赏析，类似现在的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文学大讲堂”，只不过我这讲堂是我既当主讲又当观众，台下空无一人。也许是我的讲堂吸引了教室外面的过客，后来居然有几个居住学校的教师子弟和几个高考落榜生自发在台下聆听，总算收获了几个“粉丝”。总之当时年轻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年少幼稚不怕丑。我是用这种自编自演的方法训练自己的文学素养和口语表达，实践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条件虽然艰苦，但生活也充满乐趣。有时晚上备课、批改作业累了，几个教师聚在教室里搞“举凳子”比赛，即用一只手把一根约1.2米长的四脚长板凳举起，只允许抓住板凳的一只脚尖举。一开始，我们几个年轻教师都以为不在话下，但一试，真还蛮难，没有足够的手劲是无法举起的，我的记忆中只有身强力壮的廖仁希老师举得起。
那时同志之间相处得很融洽，东西互相借用，教辅资料互相借阅，从不保守吝啬。既没有生怕别人超过自己而诋毁中伤的坏心，也没有互相攻讦想提拔当领导的野心，更没有为了一己之利而互相告状的恶风。那时学校领导也很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很少有“拉关系走后门”、以权谋私、“叫花子烤草火各人往各人胯下扒”的现象。
当时领导班子精简得现在不可思议，我校领导就两个：一个校长，一个教导主任，其他什么“长”、什么“主任”之类统统的没有，把学校管理得也蛮好。
我在横板桥镇中学工作了三年就考入湖南教育学院去进修了，这三年是艰苦着又快乐着的三年。今年春节期间，我再度来到横板桥镇中学，想找回那青春年少时的足迹，然而让我彻底失望了：当年的横板桥镇中学不见了，变成了横板桥镇小学，经打听，镇中学早已搬至原来的隆回十中。
镇小学却一点不“小”，比当年的镇中学气派得多，既明显长“胖”了，又大大长“高”了，还“风姿绰约”了：校园面积扩大了近3倍，办学规模扩大了5倍；处处是拔地而起的漂亮楼房，有专门的教学楼、宿舍楼、图书室、阅览室、音乐室、美术室、医务室、保安室、运动场……一应俱全，城市学校有的这里都有，完全是一所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环境舒适优雅具有现代化气息的学校；师资队伍素质优良，教育教学质量突飞猛进。
当年染裙子的“泥巴坡”、“摇晃式”半边篮球架等所有“名胜古迹”均荡然无存，看来那时青春年少的足迹只能在回忆的梦中去探寻了……
（图片来自网络）